杂树生花

【作家的书房】

杂树生花

罗文华

1965年生于天津。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为《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高级记者，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天津市李叔同——弘一大师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天津市社科联委员，天津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艺术基金评论员。2010年被评为“天津市十大藏书家”，2014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书香之家”。出版文学创作、文艺评论、文物收藏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专著、译著三十多种。

■ 罗文华

我一向喜欢“杂树生花”这个成语。

但“杂树生花”，是本应写做“杂花生树”的。它描写的是江南的春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语出《与陈伯之书》，南朝丘迟写的，千古传诵。至于在什么时代、由什么人、依据什么理由，把“杂花生树”改成了“杂树生花”，我觉得其实那并不重要。“杂树生花”，很多人都习惯于这样用，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理解的——各种各样的灌木中夹杂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花，挺通，挺好。

我喜欢“杂树生花”这个成语，因为我总是借用这个美丽的景语来掩饰书房的凌乱。

当年我蜗居斗室的时候，不要说没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屋里就连一张专用的书桌都摆不下。那时高为、刘运峰、倪斯霆诸兄是寒斋的常客，大家一边围坐桌边品茗赏书，一边叹息于文人读书藏书空间之局促逼仄，盼望着我未来能有一个宽敞的书房，至少能把所有的藏书打开，以方便取阅。十几年前我买了现在住的房子，比原来的斗室大了四五倍，专门设置了三间书房，占了整整一层楼；书柜打了十几个，每个柜子里面分七格，每格放两排书。本以为众书能够各归其位，大功告成，从此可以轻松地坐拥书城了，但时过不久，太太便连呼上当，说房子还是买小了——原来存的书尚未安排妥帖，新书又以每年上千册的速度涌入，书柜超饱和，柜顶和地板上堆满了“无家可归”的书，屋里成了书库，满坑满谷，自然显得狭小而凌乱。我最对不起的就是高为、刘运峰、倪斯霆诸兄，十多年来我没有请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来家里坐坐，只因我觉得我的书房实在凌乱得难入他们的法眼。有时回忆起来，往昔大家围坐桌边品茗赏书的情景，恍如流年梦影。不光是他们，十多年来我从未主动邀请任何一位朋友光临寒舍。2005年春夏之交，苏州王稼句，南京薛冰、徐雁、董宁文，北京止庵等著名藏书家来津参观全国书市，同时也想看看我的藏书。作为地主，我陪这些难得一聚的好友走走逛逛，也理应邀请他们到家里喝茶观书，但考虑到书房一时难以整理好，在这样的环境里待客反而显得不礼貌，便以孩子中考在家复习为名，与他们在茶楼、饭馆里大侃一通，就蒙混过去了。这样的行为，如果须找理论依据，有梁实秋在《雅舍小品》里说过的话：“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藉以骄人的。”

除了怕家里来人，还怕别人让我找书。依我所见，画家的画室大多凌乱，而文人的书房则大多整洁。我曾经参观过苏州王稼句先生和天津章用秀先生的书房，其硬件与我差不多，也是三四间书房、几万册书，可是他们的书房就非常整齐规范，找书极为便捷。不像我家，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竟“分居”在好几个书柜里。尤其是近几年，太太不忍看那些“无家可归”的书长期堆在地上蒙尘，就寻来几十个纸箱，硬给它们“安家落户”。这样一来，等于给它们判了“无期徒刑”，找起来就更麻烦了。有时为找一本书，轻则夜以继日翻箱倒柜，重则夫妻反目大吵一场。此外，由于书房缺乏管理，既不梳整，又无书账，心里没数，重复买书现象时有发生。太太曾多次捉出两本一模一样的书，就像福尔摩斯侦破了疑难命案一般得意，高门大嗓通报全家，然后将这两本书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摆上十天半月，以此公示我的糊涂与健忘。有的朋友懒得去图书馆，动辄让我查书，随口找我借书，实是不知我之苦衷。

2010年，我被评为“天津市十大藏书家”。评委会主任罗澍伟先生对我的评语是：“十大藏书家当中，你的藏书量是最大的，但就是书放得有点儿乱。”

书房的凌乱，固然由于书多，但似乎也可归咎于书杂。与其说是凌乱，倒不如说是杂乱。杂乱之“杂”，实与我的经历和爱好有关。

我幼年好学，但适逢动乱岁月，斯文扫地，教育低迷，只好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邻居、亲戚、朋友中谁有学问就跟谁学，在读书学习上吃的是“杂粮”和“百家饭”。“文革”后期，1972年《地理知识》《文物》杂志复刊，1973年《化石》杂志创刊，当时我只有七八岁，就成为它们的第一批读者。童年闲览之杂，由此可见一斑。从小学到大学，有幸屡遇名师，皆为渊博之士，所学课外知识远远多于课内。北大之“大”，可作“博杂”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负笈未名湖畔、博雅塔下，自是如鱼得水，如鸟投林。对王力、朱光潜、冯友兰、季羡林等先生，我或聆听讲座，或课余讨教，久而久之，便深切体会到：大师之“大”，依然重在“博杂”二字。他们“博杂”的一面，对我影响最大。

在报社工作了快三十年，干的其实也是“杂活儿”。这近三十年中，我当过记者、夜班新闻版编辑、副刊编辑，都是既编又写，连踢带打，真是京评梆越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舞，手眼身法步，样样都要会两手，想不杂也不行。茅盾和秦牧好像都说过，写文章要“多几副笔墨”。这“多几副笔墨”用在办报上，同样是大有好处的。

经历如此，爱好也如此。我不仅喜欢收存各种版本的书籍，而且喜欢搜集一些实物，像各种釉彩的陶瓷，各种木质的家具，各种材料的玉石，等等。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有多么高的经济价值，但我能够通过它们体会历史的源远流长、文化的丰富多彩，并在对它们的欣赏和把玩中得到愉悦和休憩。这些书本以外的瓶瓶罐罐、盆盆碗碗，分布在书柜的里里外外，书房之乱就是名副其实的“杂乱”了。

有不少朋友问我：你这个年纪，怎么就出了这么多书？今后你还能写些什么？倘若他们看了我的书房，自能找到答案。我总觉得，书生不是商贩，不能现趸现卖、捉襟见肘。要写，必须先读；但读了，未必就写。例如中医药书和佛教书我各存有上千册，但我至今几乎还没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医药或佛教的文章。我在不断地发表、出版，同时我还在不断地积累、充实，今后写作的题材会是无穷无尽的。

“杂树生花”的书房，虽然杂乱，但它能促使我们在读书、写作的时候，增加一些逆向思维、多向思维、边缘思维和立体思维；对人、对事、对别人的作品，多一些宽容和体谅。唯有这样的书房，才能成为如上海藏书家陈子善先生所说的“独立思想得以萌生的策源地”“自由精神得以休息的理想场所”。

写至此，又想起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那句景语。我在书房外的露台上栽植了很多花木，榕树盆景、茉莉、仙人掌、牵牛花、葫芦、丝瓜、豆角，一片乱绿。清晨，喜鹊、麻雀、蝴蝶和蜻蜓们，上下其间，欢叫飞舞。这不正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吗？

我就在这杂乱的书房里，感受着缤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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