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财政部门监管的“边界线”

【“文”有灵犀】

编者按：细数编辑过的“旧文”，小编发现，没有“通过气”的两位作者往往能针对相同政府采购问题作出“一问一答”“不谋而合”的回应，这一前一后颇有番“心有灵犀”的感觉。对此，本报将不定期地发表解读文章，将同类问题探讨稿件串连起来，以期为实务操作找寻更为恰当的答案。

画好财政部门监管的“边界线”

此前，本报曾刊发了一篇名为《怎样的监管才是评审过程中的有效监管》的文章。文中“回放”了这样一起案例：某公司对窨井防护网公开招标项目提出质疑：评标不透明、不公正、不合法。要求被告予以调查，并给予公正满意的结果。经查，当地财政局作出《投诉处理决定书》，认定评审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招标文件，投诉人投诉无效，根据政府采购质疑投诉的相关办法，驳回了该公司的投诉。该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当地财政局在法定期限内受理后，依法定程序向相关部门送达了投诉书副本，并要求各单位履行说明、提交相关证据、依据等义务。在各单位分别作出说明并提交证据后，财政局对政府采购备案资料进行了书面审查，并对评标评委进行了调查，并以评标委员会全体人员的统一回复作为依据。财政局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的《投诉处理决定书》，事实根据清楚，法律依据明确、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但二审法院的意见则不同，其认为，当地财政局以评标委员会全体人员的统一回复作为依据，明显依据不足。其虽对上述公司的投诉向财政局作出了书面陈述，但对此并未提交充分事实依据和有效证据证实。在此情况下，财政局应当履行必要的调查职责。

就此，该文提出，财政部门对本案评标过程应否监管、如监管的话应如何监管以及监管到何种程度等问题，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论。

而在11月26日，本报刊发的《厘清政采基础问题是深化政采制度改革应有之义》一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概括性回答。此文指出，第一，财政部门的监管是有边界的。财政部门是行政管理部门，不具有强制性的调查手段，它的监管必须是有边界的。财政部门的监管侧重对政府采购活动合法、合规性的书面技术性审查，侧重于对采购人权力运行的行政指导和行政监督，侧重于对采购代理机构执业质量的评价和引导。第二，财政部门的监管主要发力于事中、事后环节。在“放管服”改革的大背景下，财政部门既不能做亲力亲为的“教练员”，更不能赤膊上阵，做下场比赛的“运动员”，而要当好旁观监督的“裁判员”，做规则的制定者、争议的仲裁者、市场的监督者。实践中，财政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主要体现在处理投诉，组织年度检查、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等事项中。第三，财政部门的检查手段以书面审查为主。无论是处理投诉案件，或者组织检查工作，财政部门履职的手段应以书面检查为主，对当事人提交的书面材料、证据，以及依职权调取的采购文件材料进行书面审查，必要时可以向有关单位进行函证。财政部门做出各项决定的依据，仅限于掌握的书面材料，有关当事人对书面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承担全部责任。第四，政府采购事项之外的争议，不属于财政部门的监管范围。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如知识产权争议、劳动关系争议、民事侵权争议等，财政部门不应介入处理；采购人员廉政纪律的问题，应报送有关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对于初步查证属实，可能触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应移交相关公安机关处理。此外，预算单位（采购人）是政府采购活动的责任主体，在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合理确定采购需求、公开透明执行采购、主动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负有第一责任，这种责任不可以转嫁到财政部门身上，财政部门不是政府采购活动唯一的监管部门。

当然，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未必是最客观的，但却针对财政部门监管边界的问题给出了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答案。后续如何，还要看实践结果，也欢迎业界人士参与讨论。

（文字/杨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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