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采购示范法》的鼻祖（下）

【美国政府采购体制“管锥篇”⑥】

宕教授让我震惊了。要了解一个国家，需要研究它的历史；要想了解一个人，就得熟悉他的成长经历。是什么因素培养和造就了今天的宕教授呢？还得从他年轻时说起。

宕的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德国人，家庭很富裕。家庭教育遵循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理念：自己工作努力、生活严谨、对别人充满责任感。宕起初进入耶鲁大学时念的是数学专业，前两年所有理工科目都得了满分。这让他觉得没有挑战性，就转学经济学。几个月后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转学历史。本科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其中1年半的时间是在英国牛津大学度过的。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学生是这种灵活的教育制度的受益者，而过早地进行专业化培养相当于盲人摸象。

那时哈佛大学的学生都是贵族子弟，而且基本上都是男生。家庭和哈佛大学“漠视金钱、强化责任”的教育理念对宕的影响很大。他还曾在哈佛大学攻读过政治学博士，方向是非洲政治。尽管没拿到博士学位就去工作了，但自此之后他的人生之路一直与非洲有着不解之缘。

离开校园后，宕在纽约的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美国的律师收费很高，能请得起律师的人多数是“大款”。就像哈佛大学的老师常说的“如果想挣钱，就别当律师，去当（律师的）客户”。1962年，宕有了更多的感悟，他对自己说：“富人生活得那么好，我为什么还要去帮他们？我要把上天赋予我的智慧投入到更有意义的领域。”于是他加入了刚刚成立不久、承担美国大部分对外援助工作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刚开始他在非洲的突尼斯等地区工作，后来任中东地区法律顾问，再后来成为副总法律顾问助理。在USAID工作的4年时间里，宕的很多工作都涉及采购。他起草了USAID的采购制度和合同范本，但许多国家没有采购法的现实让宕强烈意识到有必要起草一部采购示范法，为不发达国家建立模板，从而系统性地解决相关法律缺失的问题。于是宕首先说服了USAID，然后在宕和USAID不遗余力地呼吁、倡导和推动下，经过各国共同的努力，才有了1994年《采购示范法》及其《立法指南》。

国际上政府采购的立法实践证明，宕当时的想法和举动是多么高瞻远瞩。《采购示范法》成为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的政府采购立法模板，对推动政府采购立法国际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采购示范法》的发展历程，宕的看法是：1994年《采购示范法》主要是对（以当时发达国家为主的）世界各国法律文本的综合；当前的修订本体现了世界各国最好的采购实践经验；未来《采购示范法》的改革，则有可能对基础设施的采购（如“公私合营”等）、合同的履行以及采购计划等问题进行研究。

宕在1966年离开了USAID进入乔治城大学任教，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和外交法。现在他与美国前总统福特的副总法律顾问Ken Lazarus、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副主任等人一起讲授《外交中的宪法》等课程。他的智慧、勤奋和奉献精神为他赢得了同行们的高度认可，这里只列举他数不胜数的头衔中比较有代表性的：1976年到1979年，他曾任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国际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主席；作为创办人之一，宕是总部设在罗马的国际法律发展组织（IDLO）的终身董事；他现在还担任国务卿建议委员会关于国际私法方面的顾问、国际统一私法学会（UNIDROIT）基金会副主席、世界贸易组织的律师团成员等职务。宕教授帮助卢旺达准备宪法和商法，主持了与俄罗斯的研究和交换项目，在埃及、印尼、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开展学术和教育工作……他的生活算得上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他做这一切就是为了实现他的梦想：“通过法律建立更高的标准，为不发达国家做示范，让全世界所有人受益！”

前不久临近午饭的时间碰到宕教授，我说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并问他是否想对中国的读者说些什么。宕教授先是饶有兴致地回顾起他1979年和1988年两次去中国讲学时的情景，然后认真地说道：“第一，我必须承认自己不太了解（当今的）中国，但是我很希望了解，今年7月份我就要再去一次。第二，我真心希望中国变得越来越好。第三，我希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在贸法会，欧洲的声音过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太微弱了。最后，我知道中国有很多既有天赋又勤奋的人，但希望他们的脑子里不要总想着钱……”听着宕教授语重心长的嘱托，望着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今天的中午饭不会又让我请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