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创新叫转化 ——《情里梦里汤显祖》读后

【文学自由谈】

有一种创新叫转化

——《情里梦里汤显祖》读后

■ 何英

当下，书籍如何穿透壅塞的信息围堵来到我们面前？如何以其“熏浸刺提”般的滋养与我们深度交流？看罢朱虹先生的《情里梦里汤显祖》，我想到这个似乎不太切题的话题。实在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完备了，目前学界关于汤显祖的最新研究成果，几乎都被作者吸纳采撷。而从几百万字的史料、研究论著中提炼出的这本书，尽管只有15万字，却将汤显祖的主要事迹、典型本事都扫荡了个遍。若非作者对其人其著的熟稔于心、对前人研究的消化于无形，若非对汤显祖这个传主的“一往情深”，是不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清简、全面、综合又文采卓然的传记的。此书甚至可以当作教科书。这样的书籍，如果它想穿透壅塞的信息，来到我们的面前，那一定是非常受欢迎并且易于接受的。事实上，当我们在大谈各种创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创新叫转化，将艰深、晦涩且尘封于学术高阁中供几个人玩赏的好东西，转化成大众爱看能懂并终于成为垫高我们民族整体文化根基的养分？

为什么这种转化与普及变得格外有意义，至少在汤显祖研究上？不可否认的是，连大学文科生对莎士比亚的了解都比汤显祖多。我们从小耳熟能详：莎士比亚是“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的宙斯”，却对并世双星的另一星所知甚少。当然，随着1998年国际上对汤显祖的关注度开始升温，多国兴起了“《牡丹亭》热”，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首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入遗”的昆曲引发了国际上的“昆曲热”，使汤显祖和《牡丹亭》终于走向世界。既然“莎学”已经如此兴盛了几百年，“汤学”也应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地位。这种地位的获得，首先要达到的目标即是本国国民对其的热爱、自豪和深入了解，正如英语世界以莎士比亚为骄傲，莎士比亚的文学深入人心一样。2016年是汤显祖年。400年前，两位戏剧大师在这一年去世，以此纪念为契机，国内学术界推出了一批学术成果，包括《汤显祖集全编》（增修版）、《汤显祖研究丛刊》等等。学者们从美学、史学、戏曲、社会等多个角度探讨汤显祖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对一般读者甚或是层次较高的专业读者，要啃下这些“专著”都不是容易的事。就连汤学专家叶长海都谦虚地承认：“好多人没有读懂，包括我自己。真正读懂他，不仅是文字，还有思想，这是一条很长的路。”这也是为什么汤显祖不如莎士比亚普及，为什么读莎剧容易读汤显祖剧难，演出莎剧容易演出汤剧困难。中国文字、文化的难度远远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即便是最普及的《牡丹亭》“惊梦”一出：

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钿，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烟丝醉软。

　　没有点背景知识、古文修养、诗词歌赋常识，哪能体会其中精妙奥义？依谱按律填写诗句曲词，不是比之莎士比亚式开放话剧难得多？当然这种难度也是一种限制。这就尤显得《情里梦里汤显祖》这本书的意义：让我们从这本传记入手吧，先了解汤显祖其人其事、其诗其戏，了解明朝那晦暗窒息却又生机重重的文化时空……

“系之念之者，仍然是无法释怀的民间疾苦。己饥己溺，民胞物与；世间冷暖，情里梦里，汤显祖从来就没有走向缥缈虚无。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挚爱在人间的唯情主义者、一个热心肠的淑世主义者。”读到这些句子，心下感慨良多，深觉朱虹先生对汤显祖的评价乃匡正了世人对临川四梦的误解。人皆道汤显祖沉浸在人生如梦的虚幻里，不过又是一个逃避现实的古代文人。而作者却在传记里多处记述了汤显祖忧国忧民、替老百姓说话的事迹，如：汤显祖的批判精神与俊伟人格，固然表现在有所不为的清高与退让，但面对民间疾苦等等，他又细察敢言，从不苟且缄默。大疫之年，面对“江淮西米绝，流饿死无覆”“犹闻吴越间，叠骨与城厚”的人间惨象，他愤而发出“精华豪家取，害气疲民受”的谴责之声。“他严厉地批判现实的丑陋，尖锐地揭露官场黑暗，不断提出救世良方并努力实践，竭力寻找自己的理想社会：社会公平和人间正道，道德高尚和精神求索，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肯不肯替老百姓说话，我以为就是臧否古今诗人的标准之一。以前也喜欢过李白式天真洒脱、王维的诗情画意，随着年龄既长才明白，于中国几千年百姓水深火热的现实，杜甫式诗史诗人更值得敬重，原因不仅是诗歌内部的一些表现，更重要的是他是整个古代文学中肯替老百姓说话的诗人代表！

而另一方面，“汤显祖的性格决定了他是一个为维护自己人格独立不惜付出惨痛代价的道德君子。这种刚烈性格显然不太适合在云诡波谲的政治环境中生存，因为从做人角度说，他是个太真的人，眼里容不得灰尘，但是他用艺术实现了他的政治之梦，也不失为是迂回地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

说汤显祖必要联系莎士比亚，这两位伟大的文学家简直就是为比较文学而生的。回避比较或站在各自立场偏扬某一方都是不客观的。李建军先生在其《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中写道：文运取决于时代，莎士比亚幸逢其时。文学之美，首在语言，而汉语之韵致不可移译。他赞美汤显祖“端翔的气骨与坚正的批评”。这些都是学界客观、精细的文本比较的学术成果，与朱虹先生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综合来看，我倾向于认为，汤显祖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骄傲和最高戏剧成就的代表，但也应透过汤显祖巨大的背影看到我们文化基因上的缺陷：儒家理学的禁锢和小农经济的迟滞，终使我们的文化向外张扬得不够，而对文人士大夫而言，最终转向内省式的佛道几乎是一个定律。此痛被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干将鲁迅等所深恨，也是有缘由的。而几千年来的文学作品总是陷入某种循环的怪圈，无法像莎士比亚式冒险打破陈规，打开崭新一页，开创一个全新世界。“莎翁戏尽是人生智慧，充沛的感受，对世界的思考，汤显祖虽然词写得真是好，但总归是些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和王朝更迭，生死迷津，到底还是无法比的。”此话有偏颇，于我们却是一种镜鉴。世上的事大都是复杂的，尤其是文化、文学的比较。伟大的《红楼梦》是“临川四梦”的发扬和壮大，既然中国文学注定了向内转、抒情性的特质，那么西方文学的标尺是否是惟一衡量标准呢。也许正是这种几乎两极的差异性，体现了世界文学的多样性与斑斓魅力吧。

—何英—

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在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首届二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评委。发表作品约100多万字，著有评论集《批评的“纯真之眼”》《呈现新疆》《深处的秘密》，随笔集《阁楼上的疯女人》。曾获《文学报》优秀新人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等奖项。入选新疆“四个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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