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成仿吾：友谊“骂”中来

【文学界】

鲁迅成仿吾：友谊“骂”中来

■ 段奇清

1933年上海冬天，凛冽寒风侵肌蚀骨。

成仿吾历经月余千里辗转，又刚刚患过疟疾，到上海后他寄居在一家小旅馆，身体孱弱，不说难抵御寒冷，连上下楼梯都感到十分吃力。他专程赴沪，是为了向党中央汇报重要工作，可他到了上海后，中共中央机关已从上海撤离。

就在成仿吾一筹莫展之际，国民党报纸上的一则消息让他心中不禁一动：报上恶意谩骂攻讦鲁迅，并说他是“准共产党”。成仿吾心中骤然亮起一道光，凭借鲁迅的坚定革命立场，他一定能帮自己联络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然而想起过往，他心中又不禁泛起几分忐忑——自己与鲁迅，曾有过一场轰动文坛的笔墨论战。

时间回溯到1921年，留日归国的成仿吾投身新文化运动，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共创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陆续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进步刊物，传播新思想、推广革命文学，被郭沫若盛赞为“创造社的心脏”，是新文化阵地的核心先锋力量。

彼时文坛思潮激荡，年轻气盛的成仿吾秉持自身文学理念，对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作出尖锐批评。他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中说，鲁迅是“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创作属于“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成仿吾认为这种文风囿于小我、自我慰藉，沉溺在闲暇的小天地里，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面对如此尖锐批判，鲁迅回评成仿吾为“才子加流氓”，更特意将杂文集定名《三闲集》，回应这场文学论争。一来一往的笔墨交锋，在当时文坛引起热议。

纵使有过文字龃龉，成仿吾此刻却无比笃定：能被国民党大肆谩骂，足以证明鲁迅坚定的革命志向，是值得信赖的革命战友。成仿吾通过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牵线，与鲁迅相会于沪上白俄咖啡馆。

两人相见，紧紧握手，分外激动，百感交集。成仿吾说出自己千里赴沪的艰辛与使命，恳请鲁迅帮忙联络党内同志。鲁迅诚恳回复：“你来得正巧，再过几天就困难了。”

当时国内革命局势凶险万分。1932年10月，受张国焘错误决策影响，鄂豫皖分局与红四方面军主力擅自撤离根据地，导致苏区大片沦陷、防线溃散。危急关头，鄂豫皖省委委派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成仿吾前往上海，揭发张国焘擅自撤离的实情，恳请中央派遣军政干部驰援苏区、重整革命局面。

当时鄂豫皖苏区四面受敌、关卡密布，几乎寸步难行。为保全革命火种，成仿吾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将绝密情报缝制在贴身衬衣里，隐姓埋名、昼伏夜出，冲破敌军层层封锁，跨越千里险途，历经重重磨难，耗时月余终于抵达上海。

得益于鲁迅的大力相助，中共中央上海局很快与成仿吾顺利接头，详细听取了他关于鄂豫皖苏区的汇报，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远在江西瑞金的党中央。不久后，党中央传回指令，命成仿吾于1934年1月10日前赶赴瑞金，共商革命大计。

这场跨越文字隔阂的相逢，让鲁迅满心欣慰，回家后他始终笑意盈盈。

许广平见丈夫喜上眉梢，询问缘由，鲁迅由衷赞叹：“今天见到了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历经生死磨砺与血雨腥风的淬炼，昔日意气书生早已蜕变为铁骨铮铮的革命战士，令鲁迅由衷敬佩。

两人在文字上的“骂”，于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而言，那只是支流微澜。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他的“骂”并不会影响相互之间的革命情谊，尤其在革命艰难时刻，彼此心怀坦荡，携手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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