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种豆”里的经济学

【文化】

“种瓜种豆”里的经济学

■ 张永军

“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这一对源自经济思想史的经典隐喻，常被用以刻画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不同角色。

若以农耕为喻：一片土地宜种豆或宜种瓜，此乃自然禀赋所定，难以人力强移——这恰似一个经济体的初始条件与比较优势，更多由地理、历史、资源等先天因素决定。然而，如何将豆或瓜种得更好、更高效？这便需交由“看不见的手”去精巧调配：农户根据价格信号决定投入多少劳力、选用何种技术；商人依据利润预期进行收购、储运与销售。这套基于个人自发决策、通过价格机制协调的体系，往往能在微观层面激发出惊人的效率与创造力。但问题接踵而至：种出的丰饶之物，如何顺畅抵达最需要的餐桌？如何避免“谷贱伤农”或“瓜烂于田”？又如何引导资本与劳力长期投向更具潜力的品种改良或生态农业？此时，“看得见的手”——政府通过规划、基础设施投资、价格稳定机制、质量监管、补贴或税收政策等进行的干预与引导，便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宏观统筹与长远布局。这两只“手”的关系，并非简单替代，而是如何在不同层面、不同阶段，实现有效协同与动态平衡，这构成了经济学恒久的核心议题。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崛起，无疑是这一百四十年全球叙事中最富戏剧性、也最令人深思的篇章。其成就绝非简单地用“市场胜利”或“政府主导”任一模型所能概括，它更像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基于自身水土的“种瓜种豆”实践，其中对“两只手”的运用呈现出独特的辩证艺术。改革开放之初，决策者以极大的智慧与勇气，承认并尊重了“适宜种什么”的基本经济规律，松开了“看不见的手”，让农户、个体户、乡镇企业乃至外资企业得以在价格与利润的引导下，释放出压抑已久的活力，此为“种好”的第一步。这无疑契合了哈耶克所强调的自发秩序与知识利用效率。

但随着经济规模膨胀、结构复杂化，如何“产销得更好”、如何避免失衡、如何引导产业升级等宏观挑战日益凸显。中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展现出强大的行动能力：通过巨额投资建设覆盖全国的基础设施网络（如公路、铁路、港口、电网、互联网），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拓展了统一市场的广度与深度；通过战略性产业政策（如对光伏、新能源、数字经济的扶持）引导资源向特定领域聚集，力图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通过积极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试图平衡地域差距。这些举措，在特定阶段和领域，发挥了类似凯恩斯式需求管理与结构性干预的作用，旨在塑造长期发展动能与应对外部冲击。

而中国实践的更深层智慧，或许在于其始终试图规避波兰尼所警示的“市场脱嵌”危机。其发展路径虽以经济增长为核心驱动，但始终强调经济增长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一切“向前看”。这里的“向前”，指向的是包含社会稳定、民生改善、贫困消除、国力增强在内的综合治理与发展。脱贫攻坚战的系统性胜利、对基础教育与基础医疗的持续投入、在环境治理上的强力转向，都可视为将市场力量“嵌入”社会肌理、防止经济逻辑无限侵蚀社会领域的努力。这种努力，使得经济增长的果实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共享，维系了社会转型期的基本凝聚力。

进一步审视，中国经济的成功，还得益于其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内外循环互动模式。它并非简单地“开门迎客”，而是力求在融入全球市场（外循环）的同时，不断培育和壮大国内市场（内循环），并使二者相互促进。庞大的内需市场成为应对外部波动的重要缓冲池，也是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的试验场与牵引力。这种“内外贸一体化同步运转”的战略，使得中国经济既能利用全球化红利，又能保持相当的自主性与韧性。在运行机制上，则体现为“主次分明，体用清晰”：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工具（“用”），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宏观调控能力、长期规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作为定向导航与稳定保障的核心框架（“体”）。这种结合，试图在吸纳哈耶克与凯恩斯理论中适用工具的同时，又以自身深厚的治理哲学对其进行改造与统合。

从思想渊源上看，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固然潜在地吸收了包括哈耶克与凯恩斯在内的诸多西方经济理论的养分，但其最深层的逻辑底盘，却深深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哲学传统与变革智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箴言，蕴含着深厚的实践理性；“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避免了休克疗法可能带来的社会断裂；“系统思维”与“中庸之道”则强调在各种矛盾（如效率与公平、市场与政府、开放与自主、增长与生态）中寻求动态平衡，追求对立统一的和谐状态，而非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这种文化“根性”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始终对社会稳定与集体福祉保有高度的政治关切。

综上所述，“种瓜种豆”远非一个简单的技术或管理问题。它关乎如何尊重自然禀赋（市场规律），如何优化耕作过程（微观效率），如何保障流通与分配（宏观协调），以及最终如何确保这场耕作有利于田园的长期肥沃与农人的共同福祉（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未来的经济治理艺术，如何让“看得见的手”更为精准、谦抑与法治化，同时让“看不见的手”在更为健全的制度框架内运行，服务于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向前看”目标，是对各国决策者的考验，也是对经济学自身知识体系的持续挑战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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