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农事”

【文化随笔】

谈“农事”

■ 齐玄江

诗人与农人其实是很隔膜的。农人在田地里忙，诗人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看着看着就看出“田家乐”来，于是就做起诗来了。

比如，明代诗人高启诗《看刈禾》就说：“父子俱在田，札札镰有声。黄云渐收尽，旷望空郊平。日入负担归，讴歌道中行。鸟雀亦群喜，下啄飞且鸣。今有幸稍丰，私廪各已盈。”他哪里知道农人的辛苦与心声。我是干过农活的，干了一天的活本就累得半死，还要挑一百来斤的谷子赶回家，虽说只有二三里的脚程，其绝望心情却颇似走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路上，不知这副重担何时能挑到家中，哪有心思唱歌呢？宋辛弃疾诗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也是说的漂亮话而已。对农人而言，稻子抽穗扬花，很是要防病虫害的，是不是丰年还早呢。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之《乃粒·稻灾》中列举种稻防灾有八种之多。只有颗粒归仓了，农人的那颗心才能放下。

当然，有人会说，我对诗人的指责是吹毛求疵，因为诗是要营造意境，来源于现实又要高于现实，它不是照搬现实，而是诗化的现实。这诚然也是对的。我们是个诗的国度，众多优美的诗篇丰富了民族独特文化，是我们可引以骄傲自豪的。但不可否认，整个社会热衷于做诗而使我们疏于对事物的精确描述，而对事物精确的描述需要实地调研、记录，也是逻辑推演的前提。科技进步离不开实证与逻辑推演。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少有的一部比较准确地描述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书，其地位在中国及世界科技史上都是很高的。但像宋应星这样的人物在我国历史上寥若晨星，与众多诗人相比简直不成比例，这与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也极不相称。

插秧是农事中最累的活计之一。宋应星说，“耘(拔除稗草)者苦在腰、手，辨在两眸。”我13岁到生产队干农活，最怕干的农活就是插秧。

插秧除了要快还讲究插种的秧苗有行有路，横竖都要成一条直线。收割时大人5行、小孩3行，大家一齐往前割，互不干涉。因此，插秧之前，整好的田地放水露出表皮，然后用拖行器横竖在表皮上画出方格。熟练的农人拖行时快步如飞，一块田地很快就画出整齐的方格，比一些地方用拉线瞄直要快要好得多。画好的田块，男人们担来大妈大嫂拔好、洗净、捆成把的秧苗，一把把抛掷田中，其中的学问是密度要均匀得当。姑娘小子们排在田头，捡起秧把依方格插入秧苗，姑娘们插5行，小子们只3行，就这样也赶不上她们，还常常被“挂对联”，就是两边的人插秧跑到前头去了，你远远落在后面，遥看就像挂了一副对联。一天下来，腰都快断了，但大人们总还讥笑说：“小小的年纪，哪里有腰！”

在宋代有一种农具叫秧马。苏轼为此写了首《秧马歌》，他在引言中说：“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复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只可惜这秧马到底没有流传下来。

宋应星是明代江西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可算是我的同乡，他的《天工开物》关于稻工、水利记录很全，而关于秧马无一字记录，说明秧马在明代就已失传了。

种田离不开水。古时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时少，水涝干旱时多。一地守令，不但要会断狱、收税，管理地方，还要会求雨。唐宋八大家中，除了王安石，都写过祈雨文。

韩愈在袁州(今江西宜春)任刺史时写过《祈雨告仰山文》，其中他向仰山之神祷告说：“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闵。”似颇有几分儒士不惜身的风采。

苏东坡求雨更像写诗了。他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时，到秦岭上太白峰道士庙向山神求雨，可是几经周折，最后只得陪同太守到真兴寺去祷告。路上，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飘过，他便向乌云祷告，后来果降大雨。苏轼为此还写了名篇《喜雨亭记》。

王安石讲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自然不会去求雨。但他走的是另一途，推行《农田水利法》，还奖励人民在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开垦荒废田地。只可惜王安石变法失败，《农田水利法》也有头无尾。此后，农人还是靠天吃饭，官人还是膜拜求雨。

宋应星《天工开物》之《乃粒·水利》记载了几种种地汲水的水车，看了后颇亲切，因为其中两架水车是我务农时见过用过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兴修水利，修了八万多座水库，我们村那一带也修了三座，种地缺水问题基本解决了。用水车浇地都是水库照顾不到的高坡地和梯田。后来有了抽水机，这水车也就不用了。

我参加农事活动当是从小时拾稻穗开始。双抢时节，学校会组织我们这些小学生到一些生产队的地里拾稻穗。中午或晚上收工时，我们把拾得的稻穗都交给生产队，然后被分配到队里各家各户去吃饭。说实话，我们吃的似乎比拾得的稻穗还要多，不过在当时“颗粒归仓”的口号召唤下，从没有人去算这笔账。放学后如果还早，也会到本村的地里去拾稻穗，拾得的稻穗不再交给生产队，而是拿回家喂鸡喂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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