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情缘

【乡情乡韵】

红绿情缘

■ 付兴奎

他说，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会对那里的一切形成习惯性依赖。比如，睡在自己家的床上就能听到的《军民大生产》歌曲，出门一抬头就能看见的县委办公楼上毛泽东主席给原华池县委书记李培福“联系群众”的题词，单位门前广场的文化雕塑，柔远河一样逶迤的环城跑道，器宇轩昂的马锡五法官培训大楼。当然，也包括广场上练得起劲的华池腰鼓，舞台上手弹三弦腿打竹板表演的南梁说唱，演播大厅里美轮美奂的红歌舞蹈。五十多年的生活和工作，从小到大的耳濡目染，让他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既有历史底蕴又不缺乏现代气息的小城。

作为南梁景区的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他的职能除了单位的办公人事管理，偶尔，也会客串导游、解说员和党课老师的角色。在西北，南梁革命根据地是红太阳照亮最早的地方，是从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的永远的红区，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过的地方，更是几代人无限向往的红色圣地。

单位初创阶段，他一边工作，一边默默尝试着去接近脚下这块不平凡的土地。不管是去延安、照金和马栏出差，还是到省、市档案馆查阅资料，或者去书店里逛游、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货，只要是与华池陕甘边革命有关的史料，他都会不加思考地把它买下来。渐渐地，他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陇东政治生态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历史背景有了一个相对系统的了解。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也会对习仲勋主持制定的《边区十大政策》和马锡五审判方式进行精读和细读，作为一名党史工作者，他希望自己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越精确越好。

疫情封闭期间，他利用在单位值班的机会，独自去了南梁周围的所有的红色景点。在大凤川军民大生产基地，与当了十二年义务讲解员的王有功先生彻夜长谈；在寨子湾刘志丹、习仲勋旧居，帮助守护人员打扫积雪，清理路障；在抗大七分校和列宁小学旧址，把自己还原为一名普通的战士，一个刚刚接受启蒙的乡下孩子。一边感受着大雪和寒风的肆虐，一边寻找着久远历史的遗存，那段时间，只要闭上眼睛，他就能听到战马嘶鸣的声音、子弹呼啸的声音、群情激奋的声音。坚强不屈的战士、凶残冷酷的敌人、热情高涨的群众，他的面前随时都会出现这样的画面。

景区终于有了单位的样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加挂在景区的牌子一天天多了起来，来华池参观学习的人开始成倍成倍地增加。寂寞了多年的山林重新恢复了曾经的热闹，越来越多的人被烈士们的精神所唤醒。

随着景区管理业务的拓展，他有了更多接触党史研究专家和革命后代的机会。通过与他们开展交流，他获得了许多遗失在民间的红色记忆。有时候，他感兴趣的可能是一支军队的来龙去脉和一个人物的命运沉浮；有时候，他关注的可能是一个历史事件、一次战役。他会像下围棋一样不断地复盘，又不断地去摧毁。他会围绕一个课题去不断地挖掘和推演，比如，南梁革命根据地为什么能成为幸存的唯一。渐渐地，他的思考开始变成党政报刊和学术杂志上的研究成果，他被周围的大中专院校、党校和行政学院聘请为客座教授和研究员。

蜿蜒的子午岭仿佛已经在久远时光里站了很多年，正是这里的复杂地势和森林屏障，才成就了刘志丹的梢林哲学和习仲勋的《边区十大政策》。巍峨的纪念碑是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追忆，也是对未来的启迪。纪念馆内，那些永远不会老去的文物，随时都可能把人们带回弥漫着硝烟的战场。在南梁，不用翻书，人们随时都会进入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

完成了一周的工作，他会沿着相反的方向返回县城里的家。傍晚的葫芦河像一条金色的缎带，从他的眼前和身后延伸开来。路边宣传牌上的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像在作战前的动员报告，又像是为即将出发的战士送别。转眼之间，就是因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将军而得名的二将川，也是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消灭张廷芝骑兵连的地方，那一仗，不仅打开了南梁游击战争的局面，而且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群众基础。

过了范仲淹父子戍边的大顺城遗址，就是他的伯祖父刘懋功将军的家乡刘沟。父亲不止一次地教育他们说，爷爷的开国少将是从死人堆里捞出来的，爷爷的功劳再大，那也是爷爷的，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躺在爷爷的荣誉上吃老本。他说，他没有，所有刘懋功的子孙都没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职于甘肃省庆阳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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