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父走了

【我的父亲母亲】

酒父走了

■ 齐玄江

母亲2017年3月走了以后，我们以为这下父亲可以轻松一些享享清福了。谁知不出半年他就病了，得的还是妄想症。

起先，他嚷着要找一个老伴，且见人就说，毫不难为情。我们也觉得父亲可能太孤单了，要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老伴陪他安度晚年也好。

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不对劲了。有一次，他说，玄河(我家老四)是要到北京去的，是会进中南海工作的。毛主席会保佑我们一家，他就在我家后院的菜园子里，晚上也常来看他。他总是对众人这样说，神情很认真，不见一丝笑容。有时他又偷偷地走出去，下雨也不知道回来。我们很吃惊，知道他病了。

父亲年轻时是很风光的，一切都在母亲突然生病后变了。

父亲有小学文化，是大队里的会计，算盘打得非常好，算起账来，你只听到算盘珠子一片噼里啪啦地响，珠子在算盘上飞舞，就像变魔术一样。账本上的字也写得很匀称，那些阿拉伯数字就像士兵一样整齐地排在格里子。算完账，他把算盘一甩，那些珠子就乖乖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然后把账本灰色的硬皮合上，对趴在一旁看得出神的我喝道：“看什么！还不去帮你妈干活去！”我知道，他倒不是骂我，而是为了表现一下他那潇洒的派头。

大队里有他这样文化的干部不多，除了做会计，他还会为修水库、修公路搞测量设计。父亲是大队里第一个买自行车、收音机的人。记得那收音机很大，摆在上门头条桌上，正面有发着光辉的毛主席像，下有一行字：人民公社好。我们家里还有一部手摇唱片机，唱片都是京剧，有马连良的，有周信芳的。父亲不怕出远门，公差一般都派他去，大队里要买拖拉机，他就开了介绍信到南昌拖拉机厂去。那一次他平生第一次坐了飞机，是那种坐二三十人的螺旋桨飞机，从南昌机场起飞到上饶，飞了两个小时。有了这次经历，他逢人就吹牛。多年后我曾问他，为什么大队里这么大方让他坐飞机回？他说，那一次他到南昌化肥厂去找厂长，用木材交换为大队弄来了几吨化肥，他是陪厂长一起回的。母亲生病那年初，传说他正要被调到县里的水利局去。

母亲生完小妹突然病了，父亲忙着带母亲到景德镇、横峰等地的精神病医院看病。他一下老了十岁。恰巧这时县里派来了工作组，落实农业学大寨。组长姓余，是个清瘦的中年人，下乡时，有草帽却很少戴上，总是背在肩后，手里还总是捧着个写有“为人民服务”的茶杯。他对父亲很不满意，因为他召开的几次会议，父亲都未能到场。父亲多次解释是带母亲看病去了，他不听，认为是借口，再解释，他认为是对抗。家里没有了母亲支撑，一下子垮了。爷爷奶奶还在，不但帮不上忙，还要人照顾，小妹生下来送人后，还有六个孩子要养，他哪里能分身去围在余组长周围？也就是这时，他要调到县水利局的事也落了空，那余组长甚至要让父亲离开大队去种田。好在会计工作没人替代得了，父亲勉强留了下来。

这时的父亲真是苦闷极了，工作与生活就像两座大山压了过来。而且世态炎凉，人们看他的眼色都变了，以前的几个朋友也躲着他。他无处倾诉，长期的压力、屈辱使他快崩溃了。夜里，我看他偷偷流泪。熬不过去，他就在半夜铺开稿纸给人写信。我一次看见信封上写的是“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收”。信写了很多封，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寄出去，或是寄出去了根本没有回音。靠着写这些信父亲终究慢慢地挺了过来。他开始每天晚上喝杯小酒了。

现在想来，从那时起毛主席作为偶像一直活在父亲的心中，他是相信毛主席的，是毛主席保佑拯救了他。如今老了，糊涂了，那些潜意识里的东西一下子蹦了出来。

我们带父亲到上饶三院住院。父亲的病并不算重，除了那些幻想外，大部分时间都很正常。国庆节、春节我们接他出来去旅游。他喜欢坐汽车，且颇能吃，我们都很放心。只是有一次，他上厕所大便，厕所只有蹲坑，我努力扶着他，他依然蹲不下去。他站在那里，裤子褪到脚踝，露出黑且瘦的两条腿，绷起着根本没有多少肉了。我说，站着，不要怕拉在裤子上。他全身抖着，弯着腰，嘴里哼叫着，半天也没拉下来。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

住了四年医院，院方说，父亲太老了，最好能接回家，不要死在医院里。接回来后，除了每隔两天要发一下狂躁症，其他还好，也还是能吃。看见我们喝酒，他也要。我们给他倒一小杯。

在家住了半年，有一天他突然不会吞咽吃饭了。我们只好喂他流食。新冠疫情缓和后，我回家看父亲，他还能认得我，说话也清楚。他常记起我家的田地在哪儿，接下来就把我们兄弟姐妹的缺点挨个批评了一遍。我们围着看他那认真的神情，都会心地笑了。

他在床上躺得难受，总想下地。我们怕他摔下来，就买了一张医院用的病床，两边立有保护的架子。可是有一天趁我们不在，他竟然还是自己下到了地上。看见他时，他正扶着床架认真地研究这张床。见我们吃惊地进来，他好奇地问：这床有四个轮子，是不是可以开到马路上去……

住了几天，我要回北京去。头天夜里，我去和他告别。他认真地对我说，我还有十天的活头。我当他是说胡话，安慰他说身体会好起来的。他又说：“我还有十天的活头。”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一天早晨，我接到弟弟电话：“爸昨天半夜走了。”我屈指一算，距他说那话正好是十天。

也许，父亲不是个成功的人，他的一生可以说含辛茹苦、饱受压抑，但他是坚强的，他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我出远门上大学时，他对我说：“不能做违法的事，不能做让人戳脊梁骨的事。”这成为我终生的座右铭。

父亲叫齐丕养，村里叫他“养”或“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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