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建筑学宗师梁思成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二十一

一代建筑学宗师梁思成

费正清：“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

李约瑟：他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1937年7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迎来了他们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他们发现了梦寐以求的唐代木构建筑——五台山佛光寺。

唐代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次高峰，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只能到日本奈良去。

一日，梁思成偶然看到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在这本书中，有一张唐代壁画“五台山图”，绘制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座寺庙的名字。其中一座“大佛光之寺”，让梁思成看到了发现唐代建筑的希望。

1937年6月26日黄昏时分，梁思成林徽因一行终于在五台山一个人烟稀少的村落附近找到了佛光寺。

“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构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加在一起它们更是独一无二的。” 多少年之后，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中仍难以掩饰他的兴奋。

梁思成，梁启超长子，1901年生于日本东京。辛亥革命后，随父母从日本回国，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24年和林徽因共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梁思成后来回忆说：“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说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合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留学期间，梁思成进了建筑系，因建筑系不招女生，林徽因只好进了美术系，但她还是选修了建筑系的所有课程，并最终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史教授古米尔对中国建筑史很感兴趣，并向梁思成询问有关情况。梁思成这才发现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他只能回答说：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建筑从来就不是一门艺术，顶多只是一些工匠们的手艺活而已。事实上，在学习古代建筑史时，梁思成就发现，许多书籍都以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记述着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史，而中国古代建筑史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这令他颇感落寞。

恰好在这时，梁启超把一本新近发现并重新校印的古书寄给梁思成。在扉页上梁启超写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这本书叫《营造法式》，作者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著于公元1100年。尽管里面有太多的术语无法读懂，但古人的智慧令梁思成惊叹，并由此定下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志向。

1928年3月，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8月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任教，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梁思成于1931年回到北平，进入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出任法式部主任，正式开始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古建筑之旅。

从1932年到1937年6年间，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遍及河北、陕西、山西等地，测绘整理了200多组分布于各地的建筑群，完全测绘图稿1898张，留下了一套研究中国建筑的科学完备的稀世珍宝。

在调研建筑的过程中，梁思成称呼林徽因是“标尺”，因为林徽因常常作为参照物出现在建筑照片上，而测绘时，梁思成大多是爬在屋梁上，所以林徽因叫他“梁上君子”。

就在他们发现大佛寺几天后，卢沟桥事件爆发。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带两个孩子和孩子的外婆，与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及另外两位教授走出了自己的住所——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大门。

正如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几经辗转，他们总算到达长沙。然而长沙也不是世外桃源，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了敌机炸弹的猛烈袭击。12月8日，在一个阴风阵阵，星光惨淡的黎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又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向苍茫的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奔去。经历了四十余天的颠簸动荡，一家人穿山越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昆明。

尽管前线依然炮声隆隆，战火不绝，此时的梁思成却感到有必要把已解体的中国营造学社重新组织起来，唯如此，方不辜负自己与同事的青春年华，以及老社长朱启钤的临别嘱托。于是，在风雨迷蒙的西南之地，中国营造学社的牌子又挂了起来，梁思成和同仁们开始了在西南的古建考察，而这也成为他们最后的一次旅行考察。

1940年冬梁思成一家与中国营造社迁往四川李庄，这是一个非常偏僻贫困的小镇，不通电，不通车，全镇没有一家医院。林徽因此前已经得了肺结核，一到李庄就发作病倒了，梁思成只好自己给林徽因打针，学会了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

就是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梁思成在李庄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书稿；两年后，又完成了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美国学者费正清回忆说：“二战”中，我们在中国的西部再度重逢，他们却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但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当时林徽因身患肺结核，梁思成则因为青年时代一次车祸的后遗症而导致脊椎受伤。然而，无论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则称：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受聘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并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他因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上做出的杰出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

新中国成立，梁思成主持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并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

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学宗师梁思成溘然长逝。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这样的痛实实在在浸入了梁思成的血脉，也时时刻刻震撼着后人的心灵。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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