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知大师之大仰高山之高系列之九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

吴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8年，战事连绵，日军飞机对昆明的轰炸越来越凶。在这世事纷乱的艰难环境中，同西南联大其他教授一样，陈寅恪跑过警报还要继续上课。

陈寅恪居住的靛花巷青园学舍临近昆明城北门，联大教室则位于昆明文林街，每逢上课，他都需要步行一里多路到校。此时他已右眼视网膜剥离，仅靠左眼视力勉强看书授课。像当年在清华园一样，陈寅恪每次上课仍用一块花布或黑布包着一大包书向教室匆匆走来。至时满头是汗，却从不迟到。有学生不忍见一只眼睛已盲的史学大师如此辛苦劳累，主动提出每到上课时前去迎接，但遭到婉拒。一位学生回忆：“陈先生上课一丝不苟，多数时候先抄了满满两黑板资料，然后再闭上眼睛讲。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某日，第一只脚甫踏入门，距离黑板尚远，陈师即开始讲述，谓上次讲的……随即走近桌旁，放置包书之包袱，就坐于面对黑板、背朝学生之扶手椅上。讲述久之，似发觉座位方向不对，始站起身搬转座椅，而作微笑状。有时瞑目闭眼而谈，滔滔不绝。”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陈寅恪十三岁东渡日本，后游学欧美多年，博学多才，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敦煌学以及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和佛教经典，均有精湛研究，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1919年，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寅恪，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学问广博精深，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留学十多年却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据说，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后，陈寅恪声名日盛。他讲解白居易的《琵琶行》，广征博引，其缜密谨严令人拍案叫绝。每次陈寅恪授课，除学生外，清华的吴宓、朱自清等名贯一时的教授也都前来听讲，陈寅恪因此有了“教授的教授”之美誉。

对陈寅恪的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甘拜下风，并慨叹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授印象记》曾有一段对陈寅恪的描写：“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友兰）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我们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令我们感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许多年后，哲学家金岳霖不无感慨地回忆道：“寅恪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陈寅恪的外貌也很有个性，“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学生许世瑛回忆：“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师不喜欢穿大衣，他总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时候还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马褂，讲课时讲得兴奋而感到有些燥热，先脱去皮马褂，有时候更脱去皮袍子，等到下课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然而，就是这位旷世奇才却一生命运多舛。1937年11月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书到长沙，竟悉数毁于战火。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那是他曾花费无数心血，用蝇头小楷在书眉详细记录着相关资料以及自己心得的批注本。这令靠读书、著书安身立命的陈寅恪悲愤交加！

陈寅恪遭受的另一致命打击是眼睛失明。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的老父又不幸辞世。一时间国恨、家愁交叠而来。陈寅恪急火攻心，视力急剧下降，到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回忆：“记得那天晚上祖父灵前亲友离去后，父亲仍久久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严峻，一言不发。”更不幸的是，1944年12月12日早上起床后，陈寅恪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还是没能复明。

曾任陈寅恪助手的王钟翰透露，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久而久之，形成了高度近视，视网膜剥离，成为不可幸免之事了！’先生语毕，不胜感慨系之。”

1953年9月，病弱目盲、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寅恪，授课之余开始了《论再生缘》的研究与创作。过程是，先由中山大学派来的助手黄萱诵读，陈寅恪逐句逐段琢磨思考，每需查找资料，便由黄萱连同陈寅恪的弟子们相助，而后在辨别材料真伪的基础上构思成文，口述给黄萱。就这样，一部6万多字的书稿于半年时间撰写完成。“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陈寅恪对全篇的总结，也是他晚年心境和志趣、风骨的映射。

继《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又强撑病体，开始撰写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钱柳因缘释证稿》，也就是后来的《柳如是别传》。在黄萱的协助下，陈寅恪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稳，终于于1965年完成了这部长达80余万言的皇皇巨著，为中国历史传记文学开一崭新篇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之气概。”

1969年10月7日，在文化大革命的喧嚣声中，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溘然长逝。

（阳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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