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出租车改革需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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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召开全国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推进会，对出租车行业改革提出要求

深化出租车改革需落实属地管理责任

本报讯 记者吴敏报道  近日，全国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推进会在交通运输部党校召开。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出席并作会议总结，他指出，要充分认识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不断推动出租汽车行业深化改革，重点破解转型升级难题。

据介绍，截至4月24日，全国共有21个省份出台了出租汽车改革意见；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85个城市已经出台了落地政策，118个城市公开征求意见。神州专车、首汽约车、曹操专车、滴滴出行、飞嘀等5家全国性网约车平台公司和厦门1家地方性平台公司已经获得了经营许可，其中，神州专车、首汽约车、滴滴出行分别在15个城市、13个城市和7个城市获得经营许可。

刘小明指出，在行业深化改革过程中，各地交通运输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创新管理服务方式，与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新业态逐步规范，传统业态积极转型升级，各地改革工作开局良好，成效初步显现。但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部分地区深化改革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政策出台滞后、改革成效不显著、改革重心不均衡、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

刘小明强调，出租汽车行业是重要民生领域，事关人民群众出行与社会稳定大局，这次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是一项示范性、标志性改革，落实好这项改革，对于推动其他新业态发展，实现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他要求，进一步落实属地管理责任，抓紧出台改革落地文件，对于传统业态，重点破解转型升级难题，规范经营权管理，完善价格形成和利益分配机制，提升服务质量；对于新业态，要创新监管方式，提升信息化监管水平，完善联合监管机制，充分利用信用手段，规范网约车创新发展。同时，要强化政策的跟踪评估和优化完善，使政策更加符合行业发展。

据了解，会上，辽宁、重庆、广州等六个省市交通主管部门代表做了各地出租汽车改革推进工作经验介绍，包括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首汽约车、滴滴出行和神州优车在内的四家企业代表做了企业工作推进情况介绍。

去年7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新闻发布会宣布，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交通运输部等国务院七部门联合颁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已于201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次会议正是在出租车改革大背景下的一次改革推进会。

30年前上海出租车是这样改革的

30年前，上海出租车改革与今天我国出租车改革的局面有相似之处，但今天的出租车改革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科技手段带来的新兴网约车业态、政府监管跟不上科技发展等，让出租车改革难上加难。但是改革的初心没有变，30年前上海出租车改革的经验或将给今天的改革提供借鉴。

铁腕整治行业

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曾亲自督促行业整顿。

1980年代，上海出租车行业是全民、集体和个人的大混杂。此时，全国各地都处于这种“社会办出租”阶段。出租车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就爆发了，拒载、乱收费等行为到处存在，市民反映很大。

1980年代后期，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曾亲自督促行业整顿。曾任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处长的王秀宝介绍道，他把上海经委、技监局、质量监督局、公安局和工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都叫到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现场办公。

当时，上海很多出租车没有使用计价器打表计费的习惯，而是和乘客去商谈价格。这是因为一个现实的困难：车上安装的那些集体小厂生产出来的计价器“不好用”。

在朱镕基的命令之下，上海不仅从海外进口了几千台计价器，还从此统一由国有的上海仪电下属工厂来生产计价器，并强制出租车使用，否则“抓住两次就吊销营运证”。

在朱镕基任上，在坚决把损坏行业声誉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出租车司机队伍的一系列严厉举措下，“乱收费和拒载等违纪问题，就被压制住了”，上海的出租车市场在1990年代后渐渐走向规范。

总量控制的由来

1992年-1995年，上海出租车数量从1.2万辆，增加至3.8万辆，出租车企业数量多达500多家。这让管理部门在高兴之余，也感觉到了困难。这时候，王秀宝第一次出国到日本考察出租车市场，与出租车管理部门进行交流。

正是这次考察中，他们才了解到出租车总量控制的概念。日本同行说，他们是根据满载率来衡量出租车数量的饱和程度——如果市场上出租车的满载率比较低，空载率比较高了，这种情况就不可以投放车辆了，相反的情况则应该投放车辆。后来，上海的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了70%满载率的总量控制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满载率超过70%，就投入车辆。

从国际上看，不论是在城市管理实践中，还是学术研究中，普遍认为城市出租车空载率维持在30%-40%是比较合理的水平。1996年后，上海开始按照满载率“严格控制”出租车数量。国内其他城市，也逐渐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限制个体司机引争议

从1987年到现在，上海除了在2005年特批过2000个货运个体司机转为个体客运资质，就再未发展过个体司机。目前，上海尚有3000多辆个体出租车在运营中，在出租车总量中占比仅6%。

这样的思路，引来了不少反对意见。直到今天，不少专家学者们，依然在呼吁对个体司机放开准入。

“理论上说，这样确实会更有公平性，但公平需要可操作性。站在政府的角度，就是管不了，专家可以来管管看，肯定管不了。”已经从上海市交通局副局长任上退休下来的王秀宝，认为自己的身份可以坦率表达出这个政府无法明言的观点。“在政府管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个体司机是不能发展的。”

扶大扶优是管理导向

在坚决不发展个体司机的同时，对于那些公司制的出租车经营者，上海的交通管理者采取的是“扶大扶优”的管理导向。

“这是我们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开始说的一句话，也算是一个操作规范。”王秀宝说，大的企业，下的管理精力肯定多，它很珍惜自己的声誉，所以这种企业提供的服务质量相对来说好，所以它又大服务又优，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所以那些企业就壮大了。

在1990年代，民营经济并不发达，出租车行业里的公司，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两类企业，其中实力相对强一些的，是国有企业。

政府最大的扶助，来自新增出租车额度时的政策倾斜。“出租车牌照是免费获取，招投标时考评的就是服务质量和公司实力。”王秀宝说，这种考虑，是基于出租车公司一定程度是在承担政府对行业的管理职能。以上海世博会新增出租车额度的招投标为例，结果显示：上海最大的5家出租车公司，分享了这些额度。

过去二十年来，在“扶大扶优”的政策导向下，出租车行业不断地兼并，加上上海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各个领域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本身也在不断合并，公司数量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五六百家，减少为了现在的一百多家。

其中，大众、强生、巴士、锦江、海博五大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数量，占据了大约70%的市场份额。2010年，强生和巴士合并后，新的强生和大众，则分别拥有超过1.3万和9000辆出租车，加起来占据了45%的市场份额。

30年前，上海车租车改革所获得的经验一直沿用至今，并且在国内很多城市得到了推广应用。

杨国平：改革需三方形成合力

本报讯 近日，全国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推进会上，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理事长、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国平代表行业发言，他表示，出租汽车改革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做好这篇大文章。

据了解，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目前覆盖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80余家成员单位，从业人员超过35万，车辆超过20万辆，已成为出租汽车行业的重要代表。

杨国平在发言中首先提到当前出租汽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和1988年上海的出租汽车行业情况相似。他回顾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在上海铁腕整治出租车行业的情形以及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经过。他指出，中国出租汽车产业联盟成立后，联盟成员单位应发挥行业的骨干企业作用，响应交通运输部号召，做到改革的四个创新，即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服务创新。出租汽车改革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共同参与，形成合力，做好这篇大文章。

杨国平对于近年来受资本裹挟、扰乱市场秩序、进行非法运营的部分网约车平台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互联网只是技术，不是法外之地，就像房子是用来住的一样，平台也是用来服务的。一些网约车平台用烧钱的办法误导消费者和驾驶员，导致很多问题，最终是要付出代价的。网约车平台不能为违法找借口，必须要遵守国家和地方制定的规则，做好“正规车、正规人、规范服务”这十个字。

他说，出租汽车行业多年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但这几年的倒退让人看着痛心，全国的出租汽车企业有责任把这个行业做好，要通过坚持四个一流，即一流车辆，一流调度系统，一流收费系统，一流的驾驶员队伍，把出租车这张城市名片捡回来。

杨国平的发言得到场内代表的极大共鸣，不少参会的地方主管部门代表表示这个发言讲出了行业的心声，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也展现了出租汽车企业自我变革、不断进取的决心。此外，杨国平还提出行业自身发展的举措，协会和联盟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希望建立六城市协调会机制商谈价格改革，以及建议交通运输部组织巡视组对于各地网约车新政落地情况进行督导。

（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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